陈后主和晋惠帝 十月六日《新民晚报·夜光杯》载季羡林先生《漫谈皇帝》文中云： 生长于高墙宫院之内，养于宫女宦竖之手，对外面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，有的根本不知道，或者知之甚少，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“何不食肉糜”的笑话。 季先生在这里弄错人了。 老百姓断了粮，饿死了，却怪他们为什么不吃清蒸狮子头，的确荒唐得可笑。这笑衬托着一层专制统治阴森的背景，简直有点近似今之黑色幽默。但笑话的主角却是晋惠帝司马衷而非陈后主陈叔宝，这两个皇帝的年纪相差二百九十多岁，中间还隔了东晋、宋、齐、梁四个朝代哩！ 司马衷是个弱智者，父亲司马炎派了位宫嫔去教他“房帷之事”，怀上了愍怀太子，生出来长到三四岁，他居然不知道有这个儿子。他的皇后（贾氏）用宫车将“城南少年”载进宫来淫乱，“见留数夕，共寝欢宴”，他也不知道。后来他的第二个皇后（羊氏）被刘曜抢去做了老婆，刘曜问她：“我何如司马家儿？”羊氏回答道：“自奉巾栉（译成现代语就是‘和你上床’）以来，始知天下有丈夫耳。”一句话便可见他是一个怎样的窝囊废。 除了“何不食肉糜”，这位司马家儿还有个流传得很广的笑话，在华林园听到青蛙叫时问左右：“这样起劲地叫着，是为了官家，还是为了它们自己啊？”周作人有诗咏曰： 满野蛙声叫咯吱，累他郑重问官私； 童心自有天真处，莫道官家便是痴。 案云：“惠帝已非幼年，兹但取其孩子气耳。” 司马衷做皇帝从三十一岁做到四十八岁，早已成年，连蛤蟆叫都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当然不是什么孩子气，也不止是一般的痴，知堂在这里不过是我田引水罢了。 至于后主陈叔宝，则不仅不弱智，还很有一点小聪明，决不会闹出“何不食肉糜”这样的笑话来的。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中有《陈后主集》，收诗文一百多首。诗如： 留人不留人，不留人也去。 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。 午醉醒来晚，无人梦自惊。 夕阳如有意，偏傍小窗明。 文如《护军孙玚铭》： 秋风动竹，烟水惊波。几人樵径，何处山阿。 今时日月，夙昔绮罗。天长路远，地久云多。 功臣未勒，此意如何。 放在同时文人作品中总还过得去，就是和后来皇帝的诗比亦未见逊色。 《陈书·后主本纪》的结论即“史臣曰”由魏征执笔。魏征不是会讨好的人，何况对于已经亡国之君更用不着讨好，但论陈后主仍谓其“昔在储宫，早标令德，及南面继业，实允天人之望”。他的毛病就是只热心文学而荒废政务，“贵臣虽有识治者，皆以文学相处，罕关庶务”，“宾礼诸公，惟寄情于文酒”。后来又沉湎女色，昵近群小，以致朝政日益紊乱，面对着积极要统一南方的强大的隋朝，自然只有亡国的份儿了。这正如魏征所说：“非唯人事不昌，盖天意然也。” “生深宫之中，长妇人之手”，也是魏征评后主的话，即季先生“生长于高墙宫院之内，养于宫女宦竖之手”的原本。其实，所有王朝自“二世祖”以下，除了帮着父亲一同打天下的曹丕和李世民，哪一位嗣皇帝不是“生深宫之中，长妇人之手”的呢？但作为生物的人，他们之中仍会有优秀和庸愚的区别，这一点和平民百姓是一样的。优秀者如康熙，不仅能自学三角几何，还能亲自耕田布谷，知道一些稼穑的艰难；庸愚者如司马衷，便只会问“何不食肉糜”了。陈叔宝虽难称上智，亦绝非下愚，不过是一个更不争气的李后主和宋徽宗，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和瘦金书他写不出，禽虫鸣叫系自然非关人事总还晓得，不然的话又何能作出“丝调听鱼出，吹响间蝉声”的诗句？ 隋兵灭陈，后主抱着孔、张二妃躲在胭脂井里，没有以身殉社稷。被俘献长安后成了杨坚的统战对象，列席筵宴时照样饮酒赋诗，还表示“愿得一官号”，被讥为“全无心肝”，这便是他的名声历来不好的原因。其实这亦不过把性命看得重，和刘禅、李煜一样，是人性软弱的表现。比之隋炀帝那样残民以逞，玩完自家天下，斫去自家头颅倒还罢了，再搭上千万小民性命也毫不顾惜，这种软弱总还比较无害。 写随笔未必查书，误记一二人名是难怪的，我自己在《看成都》文中，即曾将刘长卿的一首诗误为刘禹锡作。写这则小文，只是对陈叔宝、司马衷的事感到兴趣，借此谈上几句，凑凑热闹。陈叔宝无论矣，司马衷以开国雄主之后成了现世宝，如果不相信是报应，从遗传变异的角度来看也许更值得研究，当代不是也还有这样的活例子吗？ （一九九八年十一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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