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有了书籍，就有了读书法。好的读书法能事半功倍，而大师的读书之法，更能带来一种心境，一种文化的味道。 梁启超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。他说：“若问读书方法，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：这方法是极陈旧的、极笨极麻烦的。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。什么方法呢？是抄录或笔记。”他进而解释说，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，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，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，即刻抄下。资料渐渐积得丰富，再用眼光整理分析它，便成一篇名著。这种工作，笨是笨极了，但真正做学问的人，总离不开这条路。他自己无论精读还是泛读均做笔记，只不过方式略有不同而已。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他读书时，习惯将自己的考证、注释、心得，写在书籍的书眉上。他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，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，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。给人的感觉，他的文章更像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。胡适在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：“寅恪治史学，当然是今日最渊博、最有识见、最能用材料的人，但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。” 胡适注重读书方法，指出“精”和“博”是读书两个要素。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：“为学要如金字塔，要能广大要提高。”胡适说他的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的这种治学方法，是在哥伦比亚读书时，翻阅《大英百科全书》偶然发现的。胡适还有读书三好：一好夜读；二喜在厕上、电车里读书；三好连贯式读书。胡适读书自己规定，每日读书不少于6小时。他还说“读书非毕一书勿读他书”。胡适所谈虽是常识，但却能够不落俗套，常中见奇，自具慧眼。 朱自清主张通读，强调“读”的功夫。他推崇清人姚鼐“放声疾读，久之自悟”和曾国藩“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大概，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”的观点。读古文如此，读白话文也是；诗词需要吟诵，经典著作也需要反复熟读。对此，他说：“经典给人知识，教给人怎样做人，其中有许多语言的、历史的、修养的课题，有许多注解，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考证，读上百遍，也未必能够处处贯通，教人多读是有道理的。”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，他曾撰《读书法》，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。他说：“欲读书，先须调心。心气安定，自易领会。若以散心读书，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必不能入。以定心读书，事半功倍。隨事察识，语语销归自性。然后读得一书，自有一书之用，不是泛泛读过。”他还认为读书的终极目的，在于明理修德。明理之旨，终归还是养德。明理践性为历代大儒者所提倡，更为马一浮终生所实践。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，过目不忘。实际情况是，钱钟书不仅读，还做笔记，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，也不易遗忘。他做笔记的习惯，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“饱蠹楼”读书时养成的。那里的图书概不外借，书上也不准留下任何痕迹，学生们去读书，只能携带笔记本和铅笔，边读边记。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，大约是读这本书的一倍。他觉得一本书读第二遍，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。最精彩的句子，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。 读书百法，或精读，或博览，或慎思，或好问，或质疑，或笃行……好的读书法，能洞察社会，了解人生，使人从中获得知识、智慧和才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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